可能，也许，大概——其实根本没有人要求她弥补。父母不需要，姐姐也不需要。她告诉自己，成为第二个姐姐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许多，譬如家庭的重建，伤口的愈合，生命的延续。但这只是一场催眠术。催眠者是她，被催眠者也是她，家用跑步机的滚轮转动不休，她朝着设定好的目标努力，气喘吁吁，屏幕上的数字不断更新，却并没有前进一分一毫。
“失去一半的自己”——说得太对了。迷人的比喻像是一个谜语，然而真相从来都在表面：她失去的只是自己，不是姐姐。就算她已永远地失去姐姐，也不可能通过找到自己，找回姐姐。
她对幸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想找了。”
幸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她：“真的不找了？”
她说：“我和姐姐是两个人。”
这话谜语一般，然而幸村听懂了。他笑道：“可是你们很像。”
幸村说，夏天参加远征，西班牙队的成员邀请他去看本地的弗拉明戈舞蹈。据说那是真正的弗拉明戈，从不会出现在剧场，只有经朋友私下联络，才可能进入夜幕下某处不起眼的小巷小门，在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，坐在少许“内部人”中间观赏。
吉他声砰然进发。舞者足尖点地，黑裙绽放遮天之际，仿佛命运就此开始。那支舞和他看过的商业演出不一样，是复杂的、纠结的、撕裂的、尖锐的，热情又痛苦，敞开又隐秘，倾诉又沉默，目光中交织着鼓励与禁止，支撑与对抗，前进与退守。
他说，听荒木老师说起学姐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那支舞。学姐给我的印象，就是那天的舞者。不是芭蕾的清纯或华尔兹的高贵，而是弗拉明戈的孤冷顽强，耸肩、昂首，眼神落寞甚至严厉，与舞伴忽远忽近，若即若离，手中响板跟随靴跟踏出的铿锵顿挫，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眉梢、指尖以及腰身，回望内心。
早川沉默地听着。等他讲完，突然笑了：“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”
“诶？”幸村神态错愕，仿佛突然被她从夏天的夜晚召唤回来，“有吗？”
“听这个描述，好像这支舞和你更像一点，或者说，跟国三的你更像一点。”早川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一会儿他的表情，“不过没关系，你心里有一个关于姐姐的印象，我心里也有一个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
她昨天还对幸村说，姐姐的故事有太多版本，恍若散落在万花筒底部的碎片，拼凑不出完整的图样。然而这也未必是件憾事。万花筒拿在手中，轻轻摇晃一下，上百个玻璃碎片组合成一幅美丽的图案；打乱这一幅，还会得到另一幅。
想要成为第二个姐姐，原本就是不可能的。姑且不论她的意愿，因为从来就没有唯一的、确定的“姐姐”。这动态的过程本身，就是早川明理的故事，永远没有答案的故事。
她曾经纵身跃入汪洋。世界如无限嵌套的俄罗斯套娃，套娃中心，她为自己设定的结局逐渐成形。此时此刻，像是套娃层层打开，往里窥觑，那一切，“姣好的容貌、发达的运动细胞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18岁时当上学生会主席，和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生谈恋爱，高中毕业前夕保送东京大学”，其实空无一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