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伟民眯着眼睛，搔了搔我的头发。“这才乖，健一。你的日本名字是高桥健一，可是你爸爸姓刘。以后有自己人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就说你叫刘健一吧！”
杨伟民随手抓起一张纸，写上刘健一三个字，我马上被这三个字迷住了。这个以我不熟悉的北京话吟出来的名字，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变成异国的居民。我本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可怜虫，在其他小孩子面前，只能拼命地隐瞒自己身上流着台湾人血液的事实，一心期望自己不要太引人瞩目。可是自从我获得了这个新名字之后，展现在我眼前的世界，就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。
“伯伯，我会努力的。”
“别叫我伯伯，叫我爷爷。”
“知道了啦！爷爷。”
那时，我高兴得想跳起来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是个骗局。不仅是老妈，连我也没有成为杨伟民的亲信。我拼命学习北京话。因为我的努力，几个月后，我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也比较能交谈了。可是这时我才发现，杨伟民的亲信在谈论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时，会用台语闽南语。北京话和台语的差别，简直就像是英语和法语一样。可是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杨伟民有天也会教我说台语。
不过我学习台语的机会终究没有来临。
在东方大道的一角，24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，有一条小巷子，两旁被贩卖强精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，以及黑帮经营的声色场所占据，好笑的是，这条小巷子叫做中央街——我开的店就在巷子里。这一栋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，一楼是卖烤鸡串的，上面两层是我的店。虽然在烤鸡串店门口旁“加勒比海”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，但那扇过分坚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，就连窗户也没有，只贴了一张朴素的牌子，上面写着会员制。被招牌吸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子时，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头。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，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，也看不出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，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。
我按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按钮，没多久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：“马上开门。”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。
我接手这家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改装了这扇门。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，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，也别想闯进来，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的隐藏式摄影机。每当有人按对讲机时，我或志郎就可以透过监视器决定要不要开门。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，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掌握些许逃命的时间。
我推开厚重的门，走上了楼梯。狭窄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，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。已被拆除的左侧墙壁，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，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，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，再丢进一个打火机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幽暗的店里，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，掩盖了攀爬时，老旧楼梯叽叽作响的声音。
“早。”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二、三人的小吧台旁的高脚椅上，翻阅着一本杂志。那剃得短短的平头还是那么刺眼，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，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。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双眼和黑眼袋，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。